拉斯洛的泄怀居
古村，拉斯洛的木屋别墅
从布达佩斯向北30公里，有一道绵延起伏、并不巍峨的皮利什山脉，最高峰也不过七百多米，山林间散布了许多古老的村落，我的作家朋友克拉斯诺霍尔卡伊·拉斯洛就隐居在其中一个叫“皮利什森特拉斯洛”的小村子里，那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，古代匈牙利国王们曾喜欢在那一带打猎。如今那里也是一片绿林，村民总共一千两百人，但至少住有三位名人：画家沙法利·帕尔，女民歌手斯沃拉克·考塔琳，再就是我的这位名字很长的作家朋友。
拉斯洛在他的小村庄克拉斯诺霍尔卡伊·拉斯洛这个名字对中国读者来说已不再陌生，一是因为他获得了2015年度国际布克奖，二是因为我翻译的那本《撒旦探戈》，尤其在文艺圈里，即便有谁没读过这本书，也会知道塔尔·贝拉（国内译作贝拉·塔尔。此为译者按匈语人名习惯译出）。导演的那部长达七个半小时、以登峰造极的长镜头著称的同名电影，更不用说他的另外两部代表作《仁慈的关系》和《反抗的忧郁》，这两年也已经跟读者见面。前不久还有北京的朋友告诉我，说今年在小西天的电影资料馆放了几轮《鲸鱼马戏团》与《撒旦探戈》，初映前主办人介绍片子时，还特别提到我新译的《反抗的忧郁》，因为它是影片《鲸鱼马戏团》的原著。
拉斯洛小说《撒旦探戈》，被匈牙利电影大师贝拉·塔尔拍成同名电影，享誉海内外。我跟拉斯洛的交情已有三十年了。1993年4月，我在塞格德城的好友亚诺什家与他初识，那时我还不懂匈语，只能用磕磕巴巴的英语和他交谈，不过我们聊的并不是片儿汤话，他兴奋地讲了他一年前去中国的感受，告诉我李白是他最喜欢的中国诗人，还送了我一本他写的中国游记《乌兰巴托的囚徒》，尽管一个词都读不懂。我呢，则用毛笔抄了一首《早发白帝城》送给他。就在当晚，他驱车把我带回到两百公里外的家中小住了一周，当时他住在皮利什山脚下的乔班考村。从那之后，我们成了常来常往的朋友。
两年后，拉斯洛搬到皮利什森特拉斯洛村的一个小山丘上，并在那里盖了一栋东方味的木屋别墅，一直住到现在，前院大树蔽日，后院可观日落，设计者是匈牙利建筑大师扬纳基·伊什特万。那栋山居我去过多次，不仅为木屋刷过桐油，还在那里做过好几次饭，参加过好几次聚会，我与凯尔泰斯、艾斯特哈兹、马利亚什等多位作家的初次见面都是在那里。造化弄人，谁能想到后来我竟会成为他们的“中国声音”。也是在那里，我两次遇见那个一脸胡茬、个子不高、扎马尾辫的塔尔·贝拉，至今我还记得拉斯洛跟导演一起讨论他刚写好的《伦敦人》剧本的情景，可惜那时我还太嫩，不知道自己亲历的是可能写入电影史的时刻。
《反抗的忧郁》，贝拉·塔尔电影《鲸鱼马戏团》原著。李白、观音像，中国的物件越来越多
有一年我妈妈和弟弟来匈牙利看我，不巧拉斯洛正在国外，他便将家门钥匙压到院门口一块长了青苔的石头下，于是我们在主人不在家的情况下享受了两日乡村生活。由于去过多次，我对那栋房子积淀了亲近的感情：在一进门宽敞的客厅里，不仅摆了一台三角钢琴，还有一个用木架托起、用做箭靶的大圆草垛，因为那段时间拉斯洛迷上了箭术；而我为他抄写的那首小幅的李白七绝，就供在右侧靠墙的矮柜上，不过头朝下地摆倒了，我抿嘴暗笑，顺手将镜框正了过来。夕阳落后，我们在后院石灶里燃起篝火，享受主人经营的这个桃花源。
2001年我和母亲与主人在他的木屋后1998年，我因父亲去世回国一年，拉斯洛在那期间再访中国，在京时住在我们家里。我妈妈退休后疯狂学英语，唯一能派上用场的机会就是与拉斯洛聊天，她也随我叫他“劳茨”，作家的昵称。拉斯洛跟我妈妈的情谊便从那时开始，而且他也跟着我叫她“妈妈”。后来，他写了一本散文集《天底下的毁灭与忧伤》，其中有一章《妈妈》，写的就是我母亲。
就是那次，我陪他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了将近一个月，途中在岱庙买了一张《望庐山瀑布》的拓片，回到匈牙利，他立刻装框挂在客厅墙上，而在我写的那幅字旁，摆的是我陪他在潘家园旧货市场砍价买回的一尊铜制的千手观音像。他还从北京背回一个旧梳妆匣，放在小卧室床边的架子上。再后来，拉斯洛爱屋及乌地娶了跟自己女儿年龄相仿的朵尔卡，女孩成了他的第三任，学中文，学日文，搞平面设计，曾在北京留过学，中文名叫“墨妹”，他俩结伴去过两次中国，所以在他那栋乡间的家中，积攒起的中国物件也越来越多。
2008年，我妈妈和弟弟伟民又来匈牙利看我，那次拉斯洛夫妇在家里接待，我们一起坐在露台上眺望远山的日落，“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”，我一向安静的母亲情不自禁地哼起儿时的歌曲。后来的几年，作家夫妇客居柏林，但我们每年还是会约上两面，在他们家里，或约到中餐馆吃一顿饭。2014年他到耳顺之年，在布达佩斯的一家书店咖啡馆里搞了一场很大的聚会，他兴奋地向宾客们介绍我，说我正在翻译《撒旦探戈》。
七十大寿的新作，作家自身悲情的投影
2015年，作家在获得了国际布克奖后，更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狡兔多窟的生活方式，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，直到疫情暴发，他们又搬回到皮利什森特拉斯洛村的山居，但很少出门，只通过电话、邮件与外界联系。
今年的1月5日，拉斯洛七十大寿，当地的文艺圈在布达佩斯的考托纳·尤若夫剧院为他祝寿，各界名流济济一堂；匈牙利国家歌剧院还特别上演了一出由他的小说《反抗的忧郁》改编的独幕三场歌剧——《瓦洛什卡》，剧作者是世界知名的作曲家、指挥家厄特沃什·彼特。而今年1月3日，也正是这位音乐家的八十大寿，因此这部歌剧的公演是献给匈牙利这对“文艺双璧”的礼物。同时，匈牙利播种出版社推出了作家的长篇新作《热姆莱在等待》，立刻上了畅销榜，我自然在第一时间好奇地翻看。
拉斯洛70岁新作改编的歌剧《瓦洛什卡》海报“热姆莱”，匈语里指一种拳头大小的小圆面包，在书中是一条小狗的昵称。这条狗活在人类中间，尤其作为一位隐居乡间的阿尔帕德王朝后裔的看门狗，它的出现或消失，都会有某种寓意或象征。与拉斯洛之前的所有作品一样，新作也以同样神秘而缓慢的节奏展开，讲述者就像位狡黠的猎人，不动声色地将读者诱入圈套：
故事发生在当下的匈牙利，九十一岁的卡达·尤热老爹是位退休多年的电工，隐居在偏僻的乡村静度晚年。而这位看上去平凡、庸碌的老爹实是成吉思汗、贝拉四世国王的后裔，身上有阿尔帕德王朝的正统血缘；要知道，阿尔帕德大公是历史上顶天立地的人物，他在公元896年率领匈牙利先民7个部落进驻到喀尔巴阡盆地，从那之后在多瑙河、蒂萨河流域定居，他的后裔则于公元1000年在这里建立王国。尤热老爹一辈子都试图隐姓埋名，退休后也远离闹市，想将这个已隐藏了许多世纪的家族秘密带进坟墓。但树欲静而风不止，他的身份最终还是被人挖了出来，许多追随者从天而降，特别在右翼势力崛起的大背景下，许多人做着王朝的复辟梦，因此极力说服他出山，挑起大旗，以阿尔帕德王朝“尤若夫一世”的身份继承王位。尽管老爹本人并不想卷入政治，“不想火上浇油”，但聚集在他周围的追随者们却日益兴奋，活跃，狂热，变得极端，其中不乏虚无的君主主义者和崇尚暴力的恐怖分子……了解匈牙利历史和现实的读者会发现，拉斯洛的这部新作有着更强烈的隐喻色彩，对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倾向和日益险恶的政治生活介入得更深，更直接，也讥讽得更加透骨入髓。
拉斯洛七十岁新作《热莱姆在等待》当然，回顾匈牙利历史，这种复辟的执念情有可原，想来作家自己身上就留有悲情的投影。1954年，拉斯洛出生在匈牙利西南部靠近罗马尼亚边境的久勒市，据他讲，“克拉斯诺霍尔卡伊”并非家族的原姓，而是取自现在斯洛伐克境内一座废墟城堡，源自他祖父年轻时的一次心血来潮。一战后，奥匈帝国解体，作为战败国的匈牙利被迫签署了《特里亚农条约》，因而丧失了三分之二的领土和三分之一的人口，而那座克拉斯诺霍尔卡城堡，也因此随北部山区被割给了斯洛伐克。当时，有人写了一首充满忧伤的怀旧歌曲流行一时，第一句就是：昏暗的夜幕笼罩了克拉斯诺霍尔卡骄傲的城堡……
“这不过是一首很糟糕的小调，我每次听到，身上都会起鸡皮疙瘩，可我爷爷很喜欢它，有一次在小酒馆里唱了一整天，并做出决定，将自己的姓改成这个地名。”他告诉我说，他爷爷想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，让后代永远记住割地之耻。我想，朋友肯定知道自己原本的姓氏，只是从来不说，或许想保持某种神秘，让它成为自己作品的一部分。总之，拉斯洛继承了祖父多愁善感的文艺细胞，弹钢琴，弹吉他，29岁就写出了《撒旦探戈》，早早就找到了自己文学创作的主题、声调、语言和辨识度极高的“克拉斯诺霍尔卡伊风格”，要知道，当时的匈牙利还属于铁幕下的东欧，他还没出国看过外面的世界，他文学的眼界来自阅读，文学的抵达基于思考。在之后近四十年里，他的创作表现出一种与凯尔泰斯、莱维一样的执念，咬住一个主题深挖，深钻，放大，思考，直逼人类历史规律的真相，用他火山熔岩般缓慢流淌的长句，为我们绘声绘色地勾勒出了一个黑暗、混沌、充满了阴谋、背叛、愚昧、残酷的世界，或者说人类生活自身，难怪苏珊·桑塔格称他是“当下最有哲理性的小说家”。
《撒旦探戈》剧照在《撒旦探戈》里，拉斯洛描写了一群无助的民众愚蠢而绝望地等待救主到来，结果等来了两个骗子，结果满怀希望地跟着骗子从一个陷阱走进新的陷阱，历史就像撒旦的探戈步：绝望，希望，再绝望，再希望，无限反复；新作《热姆莱在等待》则换了一个视角，救主成了一位“众望所归”的耄耋老人，小说刻画了那些想让历史倒转的复辟狂、那些想借以赛亚到来而兴风作浪的阴谋家，当然还有许多渴望君主、渴望跪拜的愚民，这个故事读来更令人绝望。在《撒旦探戈》里，作者安排了一位整天躲在窗户后窥视的退休医生作见证者和记录者；在《热姆莱在等待》里，作者则亲自出马，在经常光顾老人家中的客人里，特意安排了一位与自己同名的流浪音乐家——克拉斯诺霍尔卡伊·拉斯洛，不仅拉近了文学与现实的距离，还增强作品的见证色彩。
当然，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式的见证与凯尔泰斯为代表的见证文学有所不同，如果说凯尔泰斯透过自己的集中营幸存者的经历，看到了“大屠杀是一种人类文化”的本质，那么拉斯洛的作品更让人想起卡夫卡的《城堡》、加缪的《鼠疫》、米歇尔的《桤木王》，或许称为“文学见证”更合适，因为都是用寓言式的手法对人类的命运和本性进行洞察、提炼和文学再现。
《鲸鱼马戏团》剧照语言交织，记忆绞缠
春日的一天，拉斯洛约我在布达佩斯老城的“中国城大饭店”共餐，并邀我在回京探母之前又去了一趟皮利什森特拉斯洛村。数年未去，山居的木栅栏改成了石头墙，书房扩展到露台上，客厅的陈设也有些变化，最夺人眼目的是从屋梁上垂下的一幅浓墨恣意的大字：泄怀。我抬头看着，很是震撼，看落款，是书法家曾来德的作品。
拉斯洛看我喜欢那字，便讲给我说：有一年他和朵尔卡去中国，被诗人唐晓渡拉去参加了一场聚会，大家闲聊时，有位先生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走到铺有宣纸的案台前，挥毫写下这两个字赠他。多年过去，这字一直悬在头顶，但他始终未能弄清那两字的准确意思，现在终于有人可问了。我解释给他，意思是“情感如决堤的洪水般从心里泄出”，他连连点头，说当时艺术家写它时，正是这种感受。
动筷前，他要拍照晒给朋友们看。这次去看他，我也是做好了准备的，自带原料调料下厨给他做了顿中餐：煎饺、红烧肉和泥肠炒油菜，动筷前他兴奋地掏出手机拍照，立刻分享给他的朋友。饭后，我掏出几本从国内背来的中文版书，《撒旦探戈》《反抗的忧郁》和《仁慈的关系》，请他给唐晓渡、阿乙和两位编辑签字，并告诉他，我正在翻译他的《温克海姆男爵还乡》，之后排着的是《赫希特07769》，肯定还有《热姆莱在等待》，因为据我所知，已有两家中国出版社在谈版权，我说，这样下去，我真要跟他“白头偕老”了。说是玩笑，其实也不是，翻译确实是要实实在在地拼岁月拼心力拼经验的事。谈话间，我们又忆起三十年前意外的重逢，其实生活中并无意外，三十年后我俩的名字能够印在一起，我俩的语言能够混在一起，我俩的记忆能够绞缠在一起，想来都是命运安排好了的。
他说我是不仅是他的“分身”，还是私厨告辞时，微笑，拥抱，拍背，吻脸，他要我从北京回来给他带些调料，特别是刚才我做红烧肉用的那种调料包，并且叮嘱：“请代我吻妈妈和伟民，告诉他们，我想念他们……”
本文作者为旅匈作家，翻译家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欧洲学院特聘教授。（责编：孙小宁）
来源：北京晚报·五色土
作者:余泽民